中場週報W38：4月主題：街頭公民運動

1994年，我在街頭響起「教育改革」的呼聲中站上講台；
2025年，教師離開講台，卻是為了走上街頭喊「廢惡法」。


這三十年，現場發生了什麼事？

1994街頭第一聲：教育需要改革

410教改大遊行，是臺灣第一次以「教育」為名走上街頭的大型行動。

三萬人的呼聲，訴求清晰——

小班小校、廣設高中、推動現代化、制訂教育基本法。

那時候的教師，既是被改革「對象」，卻也是改革「期待者」。

站在教室裡的菜鳥老師，如我，看著學生擠在夏天汗涔涔的教室裡，

三四十個學生、一個老師。

那些遊行的訴求，是我們的美麗的夢想。

聯考制度是上世紀的升學野獸，

升學壓力和肩上的書包一樣沉重，

「考生」蹣跚前進。

我們以為催生出的人本教育，

可以讓學生好好當個學習者。



直到那個學生提早登出校園，

彷彿預示接下來十年即將發生的天翻地覆。

輔導主任拉著我的手說，她教書十八年從沒碰過這種事。

沒人回答我，還留下來的人該怎麼辦？

1999—2011 改革來了，教師也走上街頭

九年一貫、一綱多本、多元入學……改革的節奏比任何人預期的都快。

1999年，全國教師會在教師節這天發動「928團結尊嚴大遊行」，

爭取教師的組織權與勞動尊嚴。

那是教師第一次以職業身份整齊地走上凱道。

教改之後，現場確實有些東西鬆動了——

學校的活動少了歌功頌德、

孩子的創意多了讚賞鼓勵，

課程設計看似也爭到了一點呼吸空間。

但是另外一些東西開始複雜起來：

家長開始有「教育消費者」的意識，投訴管道愈來愈多，

悄悄縮小的竟是教師的專業自主。



2001年開始，教師節甚至都不再放假，

教師組工會的禁令到2011年才解除，

自由開放反威權的風潮，似乎只是讓教師更加噤聲。

又是四一零，2014 學生走進立法院，教師站在院外

太陽花學運讓全世界看到臺灣年輕人的公民意識。

那一年，除了服貿會不會入考題這麼現實的問題，

「學生可以罷課嗎?」

大家更想問的是：「老師，你覺得他們做得對嗎？」

隔年的反黑箱課綱微調運動，高中生自發組織，

教師終於不只是在旁邊觀看，而是站出來聲援、陪學生在街頭上課。

學生開始「懂得」反抗，是公民教育的成果。

教師在那個當下的處境是：

支持孩子，有風險；

沉默，良心過不去。

學生可以罷課，老師仍要教學，

公民教師行動聯盟、歷史教師深根聯盟……，

很多老師選擇了第三條路——在課堂裡打開對話，不給答案，只問問題。

用教師的專業陪伴學生，

是身為老師的應該做的最好的一件事。

只是，當一場學運落幕，許多政治新星升起，

而教育界並沒有等到黎明。

2016之後，當公民意識長大了，教室講台卻更難站了

這是難堪的一刻。

公民意識的提升帶來了正面的力量：

學生更勇於表達，家長更重視孩子的感受，社會更敏感於不公義。

但同樣的力量，也帶來了新的壓力。

學生權利高張、投訴輕而易舉，

教師的每一句話都可能被曲解、被截圖、被舉報。

2023年起實施的「校事會議」調查機制，讓許多基層教師感到：

「我被預設為有罪，除非我能自證清白。」

2026年1月，千名教師走上教育部外，高舉「廢惡法、救教育」的標語。

「嚴管勤教，所以挨告」，成了這個職業的哀歌！


距離410教改大遊行，三十二年，一個世代。

從「為學生爭取教育改革」，到「為自己爭取不被污名」——

這是我這一代教師一路看到的風景：它不是進步，而是複雜。

公民社會的本質原來竟是這樣：

權利意識提升之後，衝突才真正開始！




三十年後，我站在職涯的終點回望。

守護這片土地，從來不只是某一天的事。

它是每一天的課堂、每一次與學生的對話，

每一個沒有被投訴、也沒有被看見的平凡日常。


公民意識的提升，是台灣社會的驕傲，

也是每一個教育現場工作者最真實的功課。

它讓學生站起來，也讓教師站得更艱難。



老師曾來過街頭，為孩子爭取學習的真諦；

但願之後的離開，不再是為了維護殘存的師道尊嚴。



不只那一天　我們揮臂揮舞　大聲吶喊

「公平　正義」 不自由毋寧死

「改革　開放」 不對話就下台

反對反對　在長夜中靜坐

抗議抗議　在烈日下牽手

紅絲帶　紫絲帶　黃絲帶 彩虹旗幟在風中飄揚




三十功名路迢遙， 豈在凱達格蘭大道？

今日少年明日老！

—— 寫於職涯終點，獻給每一個走過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