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這個節日以慶祝不放假的形式，
躋身365日中的一天，
它的尋常正如這個職業的「平常」一般，
師範體系再也不是社會組的前三志願，
教師也不再是備受尊崇的職業。
無論世風如何，
我總也還記得小學六年四位級任老師的名字：
莊改老師、李景華老師、何菊枝老師、林京子老師。
前幾年我媽跟我說街上遇到小六導師，
她還叫得出我的名字，
老師記憶力真是太驚人！
(確定不是我太優秀、令人難忘啦！)
如果要說影響我最深的老師，
除了研究所的「老闆」，
當論中學時期的邱馨慧老師。
因為我是私中直升高中部，
所以邱老師足足當了我六年導師，
也教了我六年國文。
除了上課，
老師是不囉唆的，
意即她不太做什麼跟學生「促膝深談」這等事。
即使在那樣以升學依歸的時空，
她也極少極少拿我們成績說嘴的。
六年中只有一次，
高三幾次模考後，
她跟我說：「大概只能上文化，
目標是中山吧？」
就這樣淡淡兩句話。
年輕時反骨。
老師這樣說，我偏偏發誓非要跨過濁水溪。
高二時整年都在編校刊，
全校的稿子到我這一審分級：
可登、備用或出局，
然後整理好送導師過目。
算她倒楣，
因為當時學校校刊的指導老師是跟著編輯走，
編輯是誰，
誰的國文老師就得跟著多承擔一項工作。
她自始至終也沒多說，
我每天審稿、送稿、排版，
功課擱在一邊，天天找她兩次，
她也只是將OK的稿件還給我。
沒有聊(囉嗦)過社團、課業、編校刊這些事。
(對，高二下除了編校刊，同時還創了熱音社。
校刊是在我之後，學校才成立社團，由教師主導。)
我挺得意的是，她和我審稿的口味相當一致。
高一開始罷考音樂，
高一下有次段考默書沒背(有點故意，也是唯一一次挨她藤條)，
打從初一時書包開始塞著紅樓夢這種大部頭精裝本(也是故意，想看大人的反應如何)，
初三時午休桌上還壓著台灣詩選(仍然是故意的)，
高二週記每篇都是藝術家傳記讀後心得；
與其說我是小文青一枚，
不如說我一直遊走在放蕩與正經的邊際，
不斷質問。
初二時數學課我自己收收書包就去B組上課，
後來不了了之，也沒人來跟我勸(囉)說(嗦)。
或許是我的學校學風自由？
還是我的導師默默為我撐起半邊天？
大考放榜前夕，
同學間盛傳我會念國文系，
繼承老師衣缽。
豈知我重度反骨，
拿手的中文系是一概不填的，
放榜時跌破眾人眼鏡。
其實年輕的我，
並不真的清楚知道自己要做什麼，
只是用消除法給自己設限，
堅決不想成為像老師「那樣的人」。
是「怎樣的人」，其實也是說不清楚的。
高三那年冬天，我們為老師慶生，
她邁入不惑，終身未婚，
教書很誠懇，跟同事很友好，
從大學畢業就來我們學校任教。
我只知道這不是我在18歲時想過的人生。
直到我比當年的老師老上更多更多，
我才逐漸明白她對我的影響，
並非在生涯選擇這件事情上，
而是放手，
給予學生足夠的信任和自由，
那是我從其他大人身上得不到的理解和寬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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